第八章 推动了修道主义

前文说过，奥古斯丁在意大利的米兰，从非洲同乡波提天纳（Poticianus）的口中，听到了埃及的安东尼，清心寡欲，过隐遁的修道士生活；同时他又得知在埃及不仅是安东尼一人作修道士，而是有数千人，过着同样的隐修圣洁的修道士生活。事实上，在奥古斯丁未出生之前，已有一位叫巴楚明纳斯（Pachominus）的修道士，在主后三二○年，在埃及的底比斯沙漠（Theban Desert），成立了一所修道院。他把许多修道士聚集起来，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社群。从那时起，修道士就分两类，一类是个人的（the eremetic）；一类是群居的（cenobitic groups）。奥古斯丁从波提天纳口中听到修道主义（Monasticism）之后，一贯喜欢深入考查研究的他，就注意修道主义的实际情况。今他惊异的是，为他施洗的安波罗修主教，在米兰的近郊，也成立了一所修道院。三八七年秋天，他滞留在意大利港口奥斯提亚（Ostia）等船的时候，他就实地考察奥斯提亚的几所修道院。当他从奥斯提亚折返罗马后，奥古斯丁再多参观好几间罗马的修道院。那时他已经在罗马，和朋友们洽谈，说他一旦回到非洲后，如何着手兴办修道院。在罗马，奥古斯丁已经倾向于建立巴楚明纳斯那种群居的修道院，即凡物公用，正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所说的；以便向专一追求主的人，提供一个安静的、可供祷告和读经的环境。他在罗马所著述的《基督教和摩尼教的生活方式》（The Catholic and Manichean Way of Life）一书中，说出了他对修道主义的观点。所以，他回到非洲后，就以身作则，在塔迦斯特（Thagaste），成立一所修道院。初期，这所修道院的修道士，都是平信徒，修道主义（The Monasticism）只是一种平信徒运动（laymovement）。这类由奥古斯丁的亲友组成的平信徒修道生活，是西方修道运动的基石，而他们所遵循的生活规则，在《圣奥古斯丁的规则》（Rule of St.Angustine）中，曾作了详尽的说明。
到了三九五年，奥古斯丁到希坡之后，他把主教的府第，改建为神职人员的修道院；住在那所修道院的，都是神甫、执事等神职人员。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的哲学系主任玛丽•克拉克修女（Sister Mary Clark），是当代最有权威的奥古斯丁专家之一。她在所著的《奥古斯丁》（Angustine）一书中，说出她多年的研究心得。她说：“奥古斯丁是把神职人员所组成的修道院的类型，带入非洲的第一人。”
奥古斯丁透过修道院，提升了神职人员的素质，教导他们纯正的神学思想，在灵程上带领他们，这是积极的一面。从希坡的修道院中，有十位修道士，后来被擢升为主教；当奥古斯丁为真理向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发动抨击时，他们同心地支持奥古斯丁，成为奥古斯丁精神上的支柱。
必须指出，政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也是出身于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
概括一句，奥古斯丁的一生中，曾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平信徒、神职人员、主教——过修道生活。
从英国前往印度差传多年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他所著作的《见证的火炬》（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一书中，批评奥古斯丁在推动圣品制度（Sacerdotalism）方面，由于在教义上含有毒素，带来了不幸和悲剧。编者曾有数年在泰国；约翰•肯尼迪生前，曾到泰国布道，编者有幸曾为他翻译，编者想藉此机会，就约翰•肯尼迪看法，讨论一下奥古斯丁在推动圣品制度和修道主义（Monasticism）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首先，我们从来不赞成一成不变地照收奥古斯丁留下来的属灵遗产，正如天主教的其他属灵伟人——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芬乃伦 （Francois Fenelon）、莫林诺斯（Miguel Molinos）、劳伦斯（Lawrence）等，一方面我们要从他们的信息，汲取属灵的养料；另一方面，要过滤所有含有天主教的毒素的东西——包括偶像崇拜、圣物迷信、异端教训等等。
奥古斯丁向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的错误信仰抨击时，多次寻求罗马主教的印证和支持，无形中肯定了和认同了罗马主教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助长了罗马教皇的气焰。
罗马帝国有五个大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Alexandria）、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e）、罗马。前四个大城在东罗马帝国，主要语文是希腊文；唯独罗马位于西罗马帝国，使用的是拉丁文。在属于教义方面的争论中，几乎东西罗马帝国各地的教会，都争先向罗马的主教申诉。公正地说，在为基督的位格及本性的争论中，在信守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上，罗马教会确实做出了正面的贡献。三位拉丁教会之父——奥古斯丁、安波罗修、耶柔米——都信奉尼西亚信经；与此同时，三人也都宣扬修道主义。
这里就集中讨论修道主义。
初期的修道士，并不是教士——或称神甫，而是个人，过的不是群居的生活，而是独居的、隐居的生活。
到了罗马帝国不再逼迫基督教时，对修道士来说，不再有殉道的事发生，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过舍己的生活。他们认为舍弃血气生命的，必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些愿过修道生活的人看到，教会丧失了当初的爱心，腐化堕落；教堂的崇拜，徒具形式，没有属灵的内容。他们就想继续过修道生活，寻求与神有更密切的、幔内的交通。所以罗马帝国停止迫害基督教之后，修道运动反而越趋普遍化。
在初期的修道运动中，强调的只是简单的、舍己的生活；并不主张禁欲主义、苦行主义，自虐主义。所有的自贬、自我折磨、自己虐待自己、禁止自己本能的欲望等等，绝对是违反圣经的。倪柝声在《信徒造就》里的《禁欲主义》中，就说出基督教里没有禁欲主义。
当奥古斯丁在非洲推动修道主义时，他是把独居的生活，转变为群居生活；他是把平信徒运动，转化为圣品制度。他是把所有曾发过神甫誓愿的修道士，都确认其身份为神甫。
概括一句，修道士成为神甫的一种进台阶。奥古斯丁是成功地把原来抗议宗教制度的修道主义，转化其为这个宗教制度——特别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宗教制度——的支持者和护卫者。这是消极的一面。
明显的例子是，奥古斯丁所办的希坡的修道院，就有十位的修道士，分布到非洲各地去担任主教。奥古斯丁在战胜多纳徒派和伯拉纠派时，有赖于这些出身于同一修道院的同工的支持。
不过，有一点，是约翰•肯尼迪和倪柝声没有述及的，是修道士们在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们抄写了圣经；这也就保存了圣经——神的话语——的流传。耶柔米是在伯利恒的穴居中，翻译了拉丁文的通用圣经（The Latin Vulgate）。一方面，修道院也是属灵文字工作的场所。奥古斯丁是因为居住在修道院，才有清静的环境，去完成《忏悔绿》、《神的城》这些属灵的经典文献的。
一九四四年，德国学者迪申多夫（Constantin Tischendorf）在西乃山（Mount Sinai）下的圣嘉得琳修道院 （St.Catherine’s Monastery）发现抄写在羚羊皮上的希腊文的圣经抄本，即是著名的《西乃山抄本》（Condex Sinaiti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