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

读《司布真小传》、《钟马田小传》，我们感到稀奇，英国竟有神忠心的仆人，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在中国，王明道所成立的基督徒会堂，带着明显的清教徒的表号。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着四句话：
“祂为我们的罪受害；
祂从死人里复活了；
祂已经被举到天上；
祂还要再来接我们。”
基督徒会堂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他们认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他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他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他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混进诗班。他们认为，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教会宁可失去了不少人，也不推崇和巴结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人。总结一句，王明道的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的教会。但是由于他从未把他这一类型的教会发展成一个全国型的系统，无意建立一个宗派；所以王明道深获各宗派的敬佩和接纳。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起组织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王明道也被邀出席。后来日军进一步加强控制，于翌年一月，责令华北各教会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时，王明道的清教徒信仰，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清教徒的特点，就是主张政教分离，所以当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发信邀请王明道出席会议，王明道于五月一日以基督徒会堂名义作复如下：“敞会堂自创立至今，向来是以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自然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王明道于是没有参加该会议，也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参加会议。
教会中有信徒劝他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但王明道认为这是彼得式的劝告。王明道在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中一文中，写出但以理如何不畏强权，如何以信心仰望神的拯救。但以理的榜样，鼓励了他，使他坚定不移。王明道又从旧约圣经看到，扫罗王就是因为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他那时知道，如果他惧怕日方的危害，而加入日方的基督教组织，他便会像扫罗被弃绝，再不配作祂的仆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本人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石郎任总干事。王明道在《五十年来》作见证说：“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找王明道谈话；王明道在与武田熙谈话时，说他个人和教会绝对不会加入教团，并说为了持守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人所发违背神旨意的命令。又说，他已经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他在今日所作的主张。武田熙要他再考虑；王明道说，他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再没有考虑的余地。”
到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河野静士又劝王明道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倒是有一个小信的信徒，为王明道安全着想，劝王明道说，还是加入基督教团为妥，说不要触怒日本军人，那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呢？王明道答说：我不是蚂蚁，我是永生神的仆人！要是神不许可，任何人也不能加害于我。
正如施美珍在《六十三年》所记载的：当王明道心中争战最激烈的时候，王师母问他：“你心里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一旦被日本人逮捕进去，被日本人处死，你心里有没有这准备？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希望你不要硬干下去。”王明道很清楚地回答说：“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王师母就说：“你心里既有了准备，有神的带领，你就勇敢地往前走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早上七时，王明道所敬爱的神的忠仆宋尚节被主接去，下午在北京香山入殓时，王明道读的经文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安葬礼拜上，王明道讲的信息，就是《五十年来》第四章的中心思想，即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王明道接着说，今日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有敬虔生活的也能找到几个，惟独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徇情，把自己名利、生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胆责备人罪恶的简直寥若晨星。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然而他离开世界，神今日仍然召选祂看为合用的人。
在王明道的话里，看到他高度地评价了宋尚节，他所述说的宋尚节的属灵品德，正是清教徒的属灵品德。这个属灵品德，也是王明道所赋有的，也从王明道的言行上表显出来。感谢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非但宋尚节秉承了清教徒的传统，王明道也照样秉承了清教统的传统。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有许多教堂，开始接受欧美各差会的资助和津贴；只是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仍然保持一个本色化的教会，一点不受外国差会的支配，一直实行着自治、自养、自传。
一九四六年四月，王明道前往上海，于四月二十六日，会晤了阔别多年的知交赵君影牧师。这里顺便介绍赵君影一下：
赵君影，湖北人，一九○六年生，比王明道小六岁，故王明道称赵为弟。一九三一年，赵君影在足足病了三年之后，在江苏的淮阴，参加了由上海来的计志文牧师的布道会。在布道会的头六晚，赵君影顽硬不肯屈服；到了第七晚，他痛哭认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一九三一年七月，赵君影在认罪悔改的六个月后，往江西省九江县庐山的鼓岭，参加王明道的布道会，这是赵君影平生第一次听王明道讲道，日后，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赵君影是由计志文带领得救，而由王明道得着了救恩的确实认知，使赵君影的生活，能够保握住永不改变的基督。赵君影在《我的宗教经验》作见证说：
“王明道擅长讲演，分析清晰，所引用的比喻，往往引人入胜，他曾取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王明道说他要重读这段圣经，由听众来判断是不是圣经里的话：“我马马虎虎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将来有永生，大概不至于定罪，恐怕是出死入生了。”王明道这样一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人于是纠正王明道说：“耶稣不是马马虎虎的说，乃是实实在在的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将来有永生；是不至于定罪，不是大概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恐怕是出死入生了。”当听众与王明道先生讨论这问题时，我——赵君影——顿时领悟信耶稣的人，是立刻就有得救重生的经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话，记载在圣经里，实实在在的告诉了我们。”
抗战时期，赵君影在大后方向大专学生传福音，并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组织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一九四六年四月两人重逢时，王明道劝喻赵君影凡事要谨慎，不要只注重外观及成绩，免致工作败坏不可收拾；王明道同时慨叹缺乏人才以展开在学生中的工作，寄望赵君影每年抽出时间在学生中作些工作。
一九四六年，赵君影在上海成立中国学生基督徒团契(China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 ship)并于一九四七年正式加入在美国波士顿（Boston）甫成立的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为会员。但是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外围学生组织——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却始终没有跟赵君影在上海成立的国际学生团契挂钩。正如施美珍在《六十三年》所记述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所带领的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在王明道师母刘景文的劝喻下，没有跟赵君影的国际学生团契发生组织关系；后来在上海的国际学生团契在国内出了事，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没有牵连进去。不过到了一九五五年，王明道被捕后，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停止一切活动。
平心而论，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钟马田（Martyn Lloyd Jones），身为威尔斯人，一直反对英国国教对威尔斯教会的干预，他一直支持威尔斯的本色化教会。正如卡瑟伍德（Christopher Catherwood）在《五位福音派领袖》（Five Evangelical Lesders）中所说的，钟马田身为爱国的威尔斯人，同情那些备受英国殖民地文化支配的人的感受，更不赞同白人以家长式的态度对待有色人种；钟马田全无民族隔阂的观念。在《钟马田小传》中，笔者已经指出，钟马日亲自经历了威尔斯人在英国人压迫下的痛苦，所以也能体会亚洲基督徒的感受。至于和赵君影发生直接关系的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秘书长渥得斯（Charles Stacey Woods），又兼任美国和加拿大两地的基督徒学生团契（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秘书长，原来是澳洲弟兄会（The Brethren）布道家弗列得•渥得斯（Fred Woods）的儿子，在信仰上非常纯正。但是，一般人不能期望，甫成立的新中国，能够一时查清各个基督教团体的背景。王明道割断与海外基督教团体的一切关系，更能说明北京基督徒会堂坚持原则，确实在推动本色化的基督教事工——包括学生工作。
至于赵君影，也就无可避免地要离开中国大陆。他于一九四九年，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神学院。
在海外为主做工的赵君影，仍不时想念王明道。由于赵君影在大陆时，与王明道关系密切，经常促膝恳谈，甚至通宵达旦，赵君影对王明道的灵性和品德，也就有透彻的和深厚的认识。
赵君影在著作的《漫谈五十年来中国的教会与政治》一书中，称赞“王明道是代表士每拿的教会，明知大祸临头，仍大胆传道，愿至死忠心，付上最高的代价。他是‘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教会领袖。……王明道的‘讲道集’使我们看出他认识的真理，属正宗的基督教，他的思想和讲授法，是直接透入那时中国人的脑筋，而他所懂的英语不多，所受的西洋神学教育也不多，是基督教信息本色化的一个可取之例子。”赵君影接着又说：
“王明道的特长，是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他写的文章和讲的信息，很类似保罗所写的书信后半部，是加强实际生活的见证。王明道的《处世格言》，具体发挥了圣经的伦理，与朱子的治家格言极为相近。……王明道一生的见证，是如出一辙的。从他的身上，我们体认到本色化的真义——不是无条件地随和本土文化，乃是稳守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对本土文化加以取舍。”
一九五六年赵君影举家移民美国，一九五九年创立了基督教中华归主协会。一九八○年初，王明道出狱，遂即住在儿子王天铎在上海平江路十三号的房子里。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赵君影突然接到王明道从上海寄来的信。这时两人已经分隔了三十二年。赵君影写道：“这位主内的伟人，也是我生平最敬佩的弟兄，在我们分隔了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是第一次获得他的墨宝。一九四九年，他曾对我表示永不离开他工作的场所，并要与弟兄姐妹共患难。他多年来被中共因在牢狱中，直到最近才被释放出来。以我五十年的观察，推举王明道先生为中国教会的巨擘。”王明道在给赵君影的信件中，附了一首他写的诗，照录如下：
一．我岂非十字架军兵，
岂非高雅门徒；
焉可畏惧不认主名，
焉可另有希图。
副歌 靠救主宝贵圣名，
因祂为我舍身。
赖主恩我必得荣冕，
虽苦仍必坚贞。
二．岂无仇敌需我抵拒
语音需我忍受；
若是恶世焉能与主为侣
焉能与我为侣？
三．异日为王今需交战，
求主与我前行。
我愿勤劳忍受试炼，
靠主恩言长征。
当赵君影在美国洛杉矶主办的中华归主神学院欲给王明道颁发该神学院的荣誉博士证书时，不愿与俗世的虚荣为侣的王明道坚持不肯接受，把证书退回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