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受到了敌人四面的围攻

威克里夫在英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也确实比许多当代的人更认清教皇的真面目。他是牛津大学首席的神学权威，在国会甚受拥戴，同时他也是路特茅斯教区的主任牧师。然而必须指出，他到逝世为止，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的神甫。他虽然不承认教皇是神圣的大公组织教会的元首，他却没有进行改教。他未能脱离罗马教，全因当时时机仍未成熟。英国的国教——圣公会，以及长老会、循道会、浸信会等是日后才陆续涌现的。
威克里夫对行乞修道士不留情面的指责，引起了修道士的愤怒。整个英国教会——当年英国只有罗马教会——也把矛头指向他。他虽然为了英国的利益，对抗罗马教；但是当年名义上和实质上教会只有一个，当大主教用教会的名义针对他的时候，他的处境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殉道者血迹史》（The Book of Martyrs）一书中对威克里夫当年的处境，作了详画的叙述：
“威克里夫的披露真相，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神职人员和行乞的修道士们，为了自己的肚腹，和钱袋的利益，开始暴怒、疯狂，他们如空群而出的黄蜂，螫遍威克里夫身上各处。换句话说，这些罗马教的神职人员，是为他们本身的祭坛、肚腹而争战。在这些基层的神职人员背后的，是神甫们、主教们，和当年他们的顶头上司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Simon Sudbury）。西门•索德柏立亲手抓威克里夫的事宜。大主教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剥夺了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的教职。”
罗马教无法容忍的，是威克里夫有关权柄的说法。他指出每个人，可以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每个人也都向神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威克里夫指出，所有的权柄都出于神，都可以追溯到神；所有在位掌权的人，既然从神那里接受了权柄，当他们运用权力时，都要向神负责。威克里夫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教皇具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也否定了神职人员的居间地位。威克里夫还认为，当教皇等高层宗教人士滥用权力时，他们实际上已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地位。
一三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教皇所颁布的三道训令送达英国，责成在英国的罗马教当局不得纵容威克里夫继续散播危险的异端邪说，要求在英国的罗马教采取紧急措施，来杜绝威克里夫发表煽动人心的言论。
第一道训令送达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和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第二道训令送达英国国王；第三道训令送达牛津大学。
教皇建议，立刻把威克里夫囚禁起来，并采取一切断然的手段，制止带有毒素的威克里夫的异端的蔓延。
事实上，在教皇的三道命令未送达英国本土之前三个月，即一三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伦敦的主教威廉•库特涅，为了博取教皇的欢心，已经在圣保罗教堂（St.Paul's Cathedral）传讯了威克里夫。
陪伴威克里夫出席聆讯的，是大力支持他的两名英国贵族——兰开斯特的公爵（Duke of Lancaste r），即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和亨利•波西勋爵（Lord Henry Percy）。
威克里夫，在上述两位显要人物的陪伴下，前往接受主教们的审讯。一路上，他的两位朋友不住地勉励他，劝喻他不必在主教们面前胆怯和畏惧。他们说，教廷的主教们与威克里夫相比，倒像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们更提醒他不必害怕那些密集的人群，因为群众不会加害于他，反而会支持他和保护他。
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看到两位贵族光临时，引起了整个会场极大的骚动，就对亨利•波西勋爵说：“假若他知道亨利•波西勋爵等人在教会事宜上介入甚深，并具有相当的煽动性，他会事先作好准备，制止两位政要进入会场。”干特的约翰立刻插入说：尽管你不高兴，威克里夫仍不乏支持他的人。干特的约翰对主教威廉•库特涅的言行，鄙视到了极点。
审讯开始时，威克里夫依例站在大主教和主教们面前，静候主教们将罪名加在他身上。波西勋爵邀请威克里夫坐在软席上，说主教们有一连串的问题要他一一作答。伦敦主教威廉•库特涅听了，怒火中烧，坚持不许威克里夫坐下。伦敦主教援引英国的惯例，任何人受到主教的质询和审讯时，都必须站着作答，不准坐下。这样双方就开始唇枪舌剑，你一句，我一句，会场内的群众也随着骚动起来。
干特的约翰，贵为兰开斯特公爵，原来是英国帝王之后，是当时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的儿子。此时爱德华三世年老体衰，实际上摄政的就是干特的约翰。干特的约翰眼见伦敦主教寸步不让，坚持不让威克里夫坐下，完全不给他和波西勋爵面子，就以急躁的言语对待伦敦主教。干特的约翰对狂傲的、出言不逊的伦敦主教说：“我不止要打掉你的骄傲，也要打掉罗马教皇在英国所有的宗教特权和架构。”干特的约翰又说：“你可凭着你的父母夸口，但是他们并不能帮助你；他们充其量只能帮助自己；因为你的父母只不过是德文郡（Devonshire）的男女伯爵而已。”因为干特的约翰的父亲是英国当前的皇帝；而伦敦主教的父母，固然有贵族身份，但与皇帝的尊贵相比，差了一大截。对此伦敦主教反驳说，他的权力不是从父母来的，他的权力来源惟独是神。结果这次审讯无法进行下去；审讯就在争吵和喧嚷中被取消。
几个月之后，一三七七年六月一日，英王爱德华三世驾崩；由于他那甚具声望的太子——黑太子Black Prince比他早到了坟墓，王位就由他的十一岁大的孙子继位，是为理察二世（Richard Ⅱ）。理察二世由于年幼，继位后头几年，摄政的是他的叔父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而干特的约翰，正是威克里夫的赞助人和保护者。正如前文所述，当威克里夫被审讯时，他亲自出面为威克里夫挡灾。除此之外，母后——理察二世的寡母，也同情威克里夫，她毫不隐瞒她支持威克里夫对抗罗马教廷的立场。
理察二世在位初期，新一任的大部份国会议员，仍继续反对向教皇进贡。他们请教威克里夫，英国是否要从岁收中，抽取一部分，捐献给教皇？国会议员又说，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为了自卫，为了应付国防的需要，无法把财富转移到海外，此时教会发出不友善的批评，是否适当？国会议员指出，英国正和法国开战，教皇身为法国人，教廷位于法国，种种迹象显示，已往捐输给法国亚威农教廷的钱，辗转流入法国军队之手，实在损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国会议员又要求身为神的仆人的威克里夫作出保证，一旦国会议员挺身而出，与教皇针锋相对，他们并不是在得罪神，并不是在违抗神的权柄，他们并没有陷于大逆不道的罪中。
威克里夫对国会议员的答复是简洁和浅明的，他所根据的全是神的话语——圣经。他说，保存在英国国库里的黄金属于英国的财富，必须留在英国，以应付不时之需，和国防之用。威克里夫不承认教皇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也不承认教皇是全球基督教的最高统帅。威克里夫问一个问题，“谁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威克里夫又说，教皇本人必须在君王和使徒之间作出一个选择。教皇若要作一个君王，他就不能以使徒的身份，向我们这些平信徒乞讨金钱；他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使徒，他就不能以高压的手段，向英国的百姓榨取金钱。英国只能向教皇捐献，不能向教皇进贡；而除非教会有急需，否则不能强制别人向他捐献；问题是，教皇此时是否真的经济拮据，到了窘迫不堪的地步呢？
在威克里夫的说服下，英国国会议员，终于没有向教皇的压力屈服；威克里夫从而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正当国会议员纷纷表态接受威克里夫的福音亮光时，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Ⅺ）把他的训令直接送到牛津大学。教皇傲慢地，又专横地谴责牛津大学当局长期地放任威克里夫的教训繁殖，说学校当局从不使用天主教的镰刀去将这些根苗挖掘出来。牛津大学召集各院校的负责人，对教皇的训令进行磋商；他们犹疑不决，进退失据，是光荣地接受训令呢？抑是拒绝训令，令教皇下不了台阶。
底下是这道强词夺理的训令的部分内容：“根据许多可信任的人的通知，有一个威克里夫，他是路特茅斯（Lutterworth）的教区长，兼神学教授。这个人可恶之极，他放肆地公开叫嚷，或者说，他把肚腹中的秽物吐出来，想藉着某些错误的和虚假的异端，来推翻整个教会架构，他并企图左右属世政权的路向。威克里夫的谬论，已经在英国各地流行。以英国的尊荣和富饶，信众应该保持信仰上的纯正，并在圣经方面有透亮的、正确的认识；更应该在态度上表现得庄重、成熟，显明对教宗的忠心，勇敢地维护天主教的信念。可悲的是，威克里夫已经败坏了一些基督的羊群，把他们从坚信之道引入沉沦的深坑。因此，我们不能再容忍这个致命的害群之虫豸。特此根据我们的权限，责令你等逮捕此人威克里夫，并把他押送到我们可尊敬的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或伦敦的主教处，严加看管。”
坎特布雷大主教和其他罗马教的主教们，接到教皇训令后，气焰嚣张，就抓紧这件事，把他们凶恶的及残忍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夸口说，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威克里夫绳之于法。
不管这些主教们如何厚颜无耻地夸口，信口开河要严惩威克里夫，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不可告人的伎俩；主耶稣若不许可，这些主教们的诡计图谋就不能得逞。
一三七八年四月，英国罗马教在兰伯茨（Lambeth）设立教区最高法庭，传召威克里夫出庭受审。威克里夫除了被指控教皇所罗列的罪名之外，又被加控了一些新的莫须有的罪名。罗马教简直把威克里夫当作小偷看待。
威克里夫此时受到众多英国信徒的拥戴，公审之日，前往听审者人头涌涌，把兰伯茨王宫（Palace of Lambeth）围得水泄不通。毫无疑问的，威克里夫孚得众望，他仍是英国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当威克里夫到达法庭后，主教们反而进退失据。因为听审的大多群众，都是威克里夫的支持者，都对主教们充满了敌意；会场稍一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正当主教们皱起眉头，考虑如何展开审讯之时，垂廉听政的母后的特使——一个平民出身的大臣，理察•克立夫特爵士（Sir Richard Clifford），带来了母后的最高指令，勒令主教们不得将威克里夫判刑。
主教们先前还夸下海口，说任何人都不怕，一味要将威克里夫逼到绝路；如今面对大权在握的母后的训示，都惊惶失措，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威克里夫却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从容地阐明自己的论点，使在场的群众信服。就这样，神奇妙的作为又一次拯救威克里夫脱离主教们的毒手。
罗马教虽然千方百计地要使威克里夫歛声，想严禁他发言；但是教廷的尝试却屡屡失败，不断受到了挫折。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对威克里夫影响颇大，充分地看到神介入这件事，看到祂全能的手，保护了威克里夫；并使祂的事工，可以无阻地开展。
第一件事是，上文已经说过，就是体弱多病的英王爱德华三世逝世后，在朝廷摄政的干特的约翰，是威克里夫的监护人和支持者。
另一件事是，罗马教廷出现了权力斗争。原来发动一切来迫害威克里夫的法国人教皇贵格利十一世，受到欧洲大陆各国人士的抨击。欧洲人认为，把教廷设在法国的亚威农，让法国人连续出任教皇，把教廷和法国的国家利益混在一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欧洲各国涌现了民族主义浪潮的时候，贵格利十一世看到大势所趋，于一三七七年甘愿回罗马去等死，来结束罗马教这段不光荣的历史。一三七八年，贵格利十一世在罗马逝世后，罗马教于该年竟然先后选出了两个教皇，一个是教廷设于意大利罗马的乌尔班六世（Urban Ⅵ）；一个是教廷设于法国亚威农的革利免七世（Clement Ⅶ）。罗马教产生了两个教皇之后，亚威农和罗马两教廷各自为政，各自宣称自己所颁布的指令才是合法。两个教皇互相攻讦，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黑了对方。如此一来，在英国的主教们专为审讯威克里夫所成立的特别宗教法庭只好解散。当时在英国的罗马教徒处境尴尬，左右为难，不知道应该效忠哪一个教皇，不知道应该听取哪一个教廷的指令。
威克里夫目睹亚威农教廷的穷奢极侈，和腐败堕落；又看到罗马与亚威农各执一词，互相揭疮疤，互相咒诅对方，而双方都宣称自己才是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并把对方革出教会。威克里夫对此闹剧，实在忍无可忍。他指责两个教皇，乏善足称，都是一丘之貉，都该被教会革除。
必须补充一下罗马教产生两个教皇的起因。一三七八年，当法国裔的教皇贵格利十一世于罗马逝世后，红衣主教们集合在一起选出新教皇时；群众在场外扬言，除非新教皇是意大利人，否则没有一个红衣主教可以活着命离开罗马，结果红衣主教们选出了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为教皇。
法国等地的红衣主教们逃离罗马后，在法国爆出内幕，声称自己是在威胁下才选出意大利人为教皇；他们于是声称这次选举的教皇无效，重新选出另一个法国人为教皇，是为革利免七世。乌尔班六世认为第二次的选举是不合法的；革利免七世倒过来咒骂乌尔班六世为骗子。由于双方都把对方革出教会，也就毫无转圜余地；在教会历史上，这段互相诋毁对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时期，持续了三十九年。直至一四一七年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这场教宗的分裂(The Papal Schism），才宣告结束。
教宗大分裂，为威克里夫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也使威克里夫的眼光，更加明亮。他窥透整个罗马教的制度是敌基督的，而教皇更是大罪人，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至四节所说的：“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威克里夫认为，教皇透过自己的喻令（decrtals）、教会的教规（Canon law）、法令（Bulls），以及出乎自己观点的阐释，损害了圣经的真义，贬低了圣经的地位。教皇以人的话语，代替了神的话语，充分暴露了教皇是敌基督的真面目。威克里夫宣称，只有圣经——神的话语，才是信仰的唯一根据；而教宗的话语，绝不能作为信仰的规范。